2008年5月13日星期二

众志成城 抗震救灾 及其他

众志成城 抗震救灾 zz

 灾情:一中学300学生遇难 绵竹缺水缺粮
 救助:市民学生自发救援  现场:北川县城夷为平地 都江堰基成废墟
    部分道路中断

这是一次让很多人都置身其中的灾害,在不少城市,身处高层建筑的人都亲身体会了强烈的震感, 那种摇晃和眩晕足以让没有经验的人们惊恐万分。当这样的极端体验一闪而过,人们大都意识到,更大的灾难或许已经在远方发生。据国家地震台网测定,5月12 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县发生7.8级地震。民政部截至当天18时的统计数据表明,这次地震已造成四川、甘肃、重庆、云南等地107人死亡,34人受 伤。而据抗震救灾指挥部透露,截至22时,四川地震灾区已发现死亡人数7651人。毫无疑问,后续的统计,将刷新上述数据。

 

7.8级,与1976年发生的唐山大地震震级相当。那次大地震造成了24万人死亡,一座城市 几乎被夷为平地。由于交通和通讯中断,汶川地震带来的损失到底有多大,一时可能无法精确统计。但是让人欣慰的是,整个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效率动员起 来。地震发生后,胡锦涛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温家宝总理赶赴灾区指导救灾工作。解放军、国家地震局、国家减灾委、公安部、民政部、卫生部等方面分别启 动了应急预案,各种救援人员和物资都在不断地输往地震灾区。四川各界的自救与救援同步展开,一些省份还自主启动了对四川灾区的人员和技术援助。

 

 

以媒体和网络为守望的人群带来了通畅的信息,从最初一刹那网友间的相互询问,到权威部门通过 媒体发布准确的地震消息,其间并无太大的时间间隔。尽管几个小时中,一度出现了浙江、湖北发生地震,以及北京可能发生余震的不准确说法,但正因为信息渠道 的通畅,后续的权威信息足以覆盖和扭转人们先前的模糊认知。或许此次灾害过后许多东西值得总结,保证信息的通畅和透明就不用担心所谓谣言的泛滥,这也将是 重要一条。人与人原本因为地域和空间而阻隔,现在却因灾害而凝聚在一起,通达的信息渠道是造就凝聚局面的重要途径。在这里,好消息或坏消息并不是判断其价 值的惟一标准,其实只要是真实的消息,都将在灾害状态下唤起民众。

 

诚如专家所言,我国是地震灾害多发的国家之一。与最近几年发生的地震影响有限所不同的是,这 次汶川地震因为其震感强烈,从而让半个中国的民众体验了一次眩晕。这样的经历与其说是一场意外,毋宁说是来自大自然的警示和启发,它说明灾害和危机可能离 我们很近。那么,人们准备好了吗?慌乱多于镇定,茫然多于理性,至少说明人们还需要知识方面的储备和经验方面的积累。在唐山大地震之后,造成严重人员伤亡 的地震越来越远离人们的记忆,但是曾经的痛楚不能因此而淡化。把逃生经验、抗震技能之类的知识告知公众,这依旧是政府有关部门的责任。否则,我们将不能想 象,当灾害突然来临,慌作一团的人们将怎样自救和救人。

 

甚至在唐山大地震若干年之后,人们还记得那些"震前动物有前兆,发现异常要报告"的歌谣,现 在能记得这些的又有几人?即便人们真的曾经面对这样的前兆,恐怕也没有人能够慧眼独具了。或许正像专家们说的那样,随着地震的发生,破坏性能量不断得到释 放,人们应该不用过于担心了。眼下的要务,应该是灾区的救助。那个诞生了大禹的震中地区,杳无音讯,让人揪心。在前往灾区的飞机上,温家宝总理说,"在灾 害面前,最重要的是镇定、信心、勇气和强有力的指挥。"灾害是自然向人类发起的挑战,一部人类史就是一部人类在灾难面前永不屈服的历史。于当代中国人而 言,我们并不缺乏抗击灾害的精神,再大的灾害,只要我们共同去面对,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

组图:温家宝抵达都江堰 向被埋群众喊话

  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抵达地震灾区四川省都江堰市,指挥抗震救灾工作。这是温家宝在都江堰市一所医院的废墟中,透过缝隙向埋在里面的人喊话。

科普画廊:地震发生时您该这样做


其他

   从前,有一座圆音寺,每天都有许多人上香拜佛,香火很旺。在圆音寺庙前的横梁上有个蜘蛛结了张网,由于每天都受到香火和虔诚的祭拜的熏托,蛛蛛便有了佛性。经过了一千多年的修炼,蛛蛛佛性增加了不少。

   忽然有一天,佛主光临了圆音寺,看见这里香火甚旺,十分高兴。离开寺庙的时候,不轻易间地抬头,看见了横梁上的蛛蛛。佛主停下来,问这只蜘蛛:"你我相 见总算是有缘,我来问你个问题,看你修炼了这一千多年来,有什么真知拙见。怎么样?"蜘蛛遇见佛主很是高兴,连忙答应了。佛主问到:"世间什么才是最珍贵 的?"蜘蛛想了想,回答到:"世间最珍贵的是'得不到'和'已失去'。"佛主点了点头,离开了。 

  就这样又过了一千年的光景,蜘蛛依旧在圆音寺的横梁上修炼,它的佛性大增。一日,佛主又来到寺前,对蜘蛛说道:"你可还好,一千年前的那个问题,你可有什么更深的认识吗?"蜘蛛说:"我觉得世间最珍贵的是'得不到'和'已失去'。"佛主说:"你再好好想想,我会再来找你的。" 

  又过了一千年,有一天,刮起了大风,
风将一滴甘露吹到了蜘蛛网上。蜘蛛望着甘露,见它晶莹透亮,很漂亮,顿生喜爱之意。蜘蛛每天看着甘露很开心,它觉得这是三千年来最开心的几天。突然, 又刮起了一阵大风,将甘露吹走了。蜘蛛一下子觉得失去了什么,感到很寂寞和难过。这时佛主又来了,问蜘蛛:"蜘蛛这一千年,你可好好想过这个问题:世间什么才是最珍贵的?"蜘蛛想到了甘露,对佛主说:"世间最珍贵的是'得不到'和'已失去'。"佛主说:"好,既然你有这样的认识,我让你到人间走一朝吧。" 

  
就这样,蜘蛛投胎到了一个官宦家庭,成了一个富家小姐,父母为她取了个名字叫蛛儿。一晃,蛛儿到了十六岁了,已经成了个婀娜多姿的少女,长的十分漂亮,楚楚动人。

  这一日,新科状元郎
甘鹿中士,皇帝决定在后花园为他举行庆功宴席。来了许多妙龄少女,包括蛛儿,还有皇帝的小公主长风公主。状元郎在席间表演诗词歌赋,大献才艺,在场的少女无一不被他折倒。但蛛儿一点也不紧张和吃醋,因为她知道,这是佛主赐予她的姻缘。
 
  过了些日子,说来很巧,蛛儿陪同母亲上香拜佛的时候,正好
甘鹿也陪同母亲而来。上完香拜过佛,二位长者在一边说上了话。蛛儿和甘鹿便来到走廊上聊天,蛛儿很开心,终于可以和喜欢的人在一起了,但是甘鹿并没有表现出对她的喜爱。蛛儿对甘鹿说:"你难道不曾记得十六年前,圆音寺的蜘蛛网上的事情了吗?"甘鹿很诧异,说:"蛛儿姑娘,你漂亮,也很讨人喜欢,但你想象力未免丰富了一点吧。"说罢,和母亲离开了。
 
  
蛛儿回到家,心想,佛主既然安排了这场姻缘,为何不让他记得那件事,甘鹿为何对我没有一点的感觉?

  几天后,皇帝下召,命新科状元
甘鹿和长风公 主完婚;蛛儿和太子芝草完婚。这一消息对蛛儿如同晴空霹雳,她怎么也想不同,佛主竟然这样对她。几日来,她不吃不喝,穷究急思,灵魂就将出壳,生命危在旦 夕。太子芝草知道了,急忙赶来,扑倒在床边,对奄奄一息的蛛儿说道:"那日,在后花园众姑娘中,我对你一见钟情,我苦求父皇,他才答应。如果你死了,那么 我也就不活了。"说着就拿起了宝剑准备自刎。
 
  就在这时,佛主来了,他对快要出壳的蛛儿灵魂说:"蜘蛛,你可曾想过,
甘露(甘鹿)是由谁带到你这里来的呢?是风(长风公主)带来的,最后也是风将它带走的。甘鹿是属于长风公主的,他对你不过是生命中的一段插曲。而太子芝草是当年圆音寺门前的一棵小草,他看了你三千年,爱慕了你三千年,但你却从没有低下头看过它。蜘蛛,我再来问你,世间什么才是最珍贵的?"蜘蛛听了这些真相之后,好象一下子大彻大悟了,她对佛主说:"世间最珍贵的不是'得不到'和'已失去',而是现在能把握的幸福。"刚说完,佛主就离开了,蛛儿的灵魂也回位了,睁开眼睛,看到正要自刎的太子芝草,她马上打落宝剑,和太子深深的抱着…… 

  故事结束了,你能领会蛛儿最后一刻的所说的话吗
?
"世间最珍贵的不是'得不到'和'已失去',而是现在能把握的幸福。"

2008年4月24日星期四

怎样的爱国情怀(下)

台D,藏D的历史渊源

事实上,从建国到现在,我们有很多机会可以解决台湾问题:新中国刚刚成立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好时机。那个时候国民党溃不成军,美国人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如果当时立刻打台湾,美国根本不会插手。可惜,朝鲜战争的爆发直接导致美国军舰驶入台湾海峡,我们失去了解放台湾的最好时机。

1965年老蒋和大陆还是有比较紧密的联系的。毛爷爷当时开出的价格就是,可以保留台湾的警察和军队,再给老蒋一个副主席的位置。实际上就是一国两制,并非邓爷爷第一个提出来的。可惜,接下来就爆发了十年动乱,连国家主席刘爷爷都不能幸免,更何况副主席……老蒋就这样被吓跑了。

至于西藏,纯属是美国中情局在中国埋下的定时炸弹,什么民族意志纯属胡扯,那都是美国的阴谋。1959年我们的国防力量还远远不足以和美国抗衡。Dalai现在用的那些人都是美国中情局一手培养并空投过来的,根本就是为了折腾中国,大家只要注意一下当时缴获的物资数量,就知道这绝对不是什么民族意志。

我们的外交史

二战结束后,世界分为两极,弱国谋求生存的基本模式无外乎就是选择投靠哪一边而已。

毛爷爷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没有走出过国门。第一次出国就是于1950年去苏联。可以说那个时候我们对苏联真的是很低声下气的,以毛爷爷刚毅的性格去求苏联给予援助,我想他当时可以说真的是度日如年。而且,当时签订的条约里面,我们尊重"民族意志",让外蒙古独立了出去。如果不是我们真的很弱,以毛爷爷的个性早该把苏联平上几百次了。

到了60年代末,我们和苏联在边境问题上起了严重冲突,非常严重。严重到了苏联那边真的急了,扬言要向我们主要地区扔核弹。这招真的很管用,据说把毛爷爷和周爷爷都吓坏了,直接和苏联要求无条件恢复双边谈判,同时,又加紧同美国搞好关系以牵制苏联。于是有了乒乓外交,于是,一夜之前全国上下的声音由反帝反苏修的反帝在前,变成了以反苏修为主。苏联使用核威慑这一招,直接让我们倒向了美国。

这便是毛爷爷时代的外交模式,真的是弱国无外交。

到了邓爷爷的时代,邓爷爷显然明白,美苏两国为了牵制对方,都在想方设法和中国套近乎,中国的国际环境暂时不会出现问题,邓爷爷才敢大胆提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消减军费(根本就不是什么为世界和平作贡献,而是为了开足马力发展经济)。据说那些日子军工厂过的非常凄惨,工人大批下岗,军人都在种地。六四事件的结局可想而知,邓爷爷不惜一切代价让大家明白,我们的时间宝贵的很,根本不容许有任何不安定因素动摇发展,否则国家安全便很难保证。

江爷爷的时代,苏联解体。原本两极的世界格局只剩下一极,大家一下子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原本随风倒的日子看起来已经结束,大家便开始觉得自己没人管了,可以胡作非为了。东欧地区和中东地区便成为了美国新的关注焦点。于是有些可怜的小朋友因为不老实,于是被收拾得很惨。今天美国用在西藏的手段,其实之前已经用在了别的小朋友身上: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大家都很熟悉,之前的问题根本没解决,最近又蹦出来了。

想必如果这样说大家一听就懂:当年欧盟借由民族矛盾想要硬生生地将南斯拉夫进行拆分,大家现在看到的西藏事件事实上和当年的科索沃事件十分相似:所谓的科索沃解放军当年只是一小股贩毒集团,大概也只有几十人吧。因为南斯拉夫地区流行独立,所以他们就想趁机捞上一票,趁火打劫制造动乱。这件事刚好被西方抓个正着,那些唯恐南联盟不能分裂的家伙们可算找到了难得的好借口,直接在媒体上加油添醋地报道整个事件,把几十人夸大成几千人,把米洛舍维奇描述为一个进行种族清洗的暴君,然后就开始狂轰滥炸,海牙法庭。然后屁都没查出来,米洛舍维奇屈死。

这一次也一样,美国预先埋下了dalai这个定时炸弹,有组织有预谋地实施了暴乱,又在最短时间通过CNN等媒体大肆渲染给中国施加压力。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也只能骗骗民众而已,相信我们的领导层已经有了相应的对策:明面上不痛不痒地让美国道歉,态度很软弱,暗地里面其实正在大力清缴暴乱分子,收集证据。因为我们知道这种事情最后的结果帝国主义的没可能得逞,他们欠下的每一笔账我们都记得,有机会一定会讨回来。

为什么不是民族意志?

或许有人会问,如果真的是民族意志的话,干脆让他们独立不就好了?这种思路就中了帝国主义的圈套。因为这种事情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假如台湾想独立,我们就让他独立的话,那么,某天台北的同志们举行公投说我们要独立,那台北是不是也要从台湾独立?那台中呢?台南呢?如果西藏可以从中国独立,那么留在西藏的汉族人是不是也可以想独立就独立?广东人不喜欢湖南人,广州是不是也要独立出来?上海人那么排外,上海是不是也该独立?北京严格限制外来人口,那么河北,天津是不是都要独立?……没个完。

如果真的尊重民族意志,美国也就不是现在的美国了:美国宪法有规定,只要哪个州举行公投说要独立在法律上就可以独立,那么也就不会爆发南北战争,死的人比一战二战加起来的美国人都多。所以根本就不是这种讲理的方式。

克林顿,小布什

据说克林顿是美国历史上学历最高的总统,智商也最高。他当政的8年与中国相安无事,美国经济环境也是前所未有的好。但是不知道他是太聪明了还是怎么着,代表共和党利益的那些军火商们的日子非常不好过:大批工人下岗,没有市场,产品数量大减,甚至只能有些为残疾人服务的业务。

军火商当然不能看着这样的总统连续执政。后来,他们研究发现,总统先生在那个方面有些小嗜好,后来就有了某个事件。就因为这个事件,民主党便在大选中惜败,未能连任。据说在这个事件以前,叶利钦的间谍是拿到了这个情报的,差点没把叶利钦给憋死。(叶:总统先生,听说你在哪个方面有些小嗜好,有人要借这个对你不利,你要小心哦~~ 克:没有的事,我这么正直的人怎么可能……)

小布什上台,一个无可救药的笨蛋。据说他的履历非常差劲,也根本不会听人说话。在伊拉克事件上就能看出来。当年老布什发动海湾战争的时候,都已经打到了巴格达城下了,却命令撤。据说老布什熟读孙子兵法,明白"兵者,凶器也"的道理,不到万不得已不能用,教训到了也就完了。就算打下来也没有办法协调实业派与政府间的矛盾。小布什可不管,不但打下来,还天天往里面扔人扔金子。他的参谋们在外面都有自己的工厂,出的主意都是尽量能多卖武器装备。但小布什听不出到底该听谁的意见,该怎么接受,于是只能越搞越糟。

换句话说,西方世界的正义不过是唯恐天下不乱,想多卖些武器营生而已,不然他们也不会吃饱撑的出来主持什么民族正义。表面上的那些反对中国的行为实际上都是被那些利益集团所利用的。所以说根本犯不着和他们废话,纯属浪费时间,因为他们根本听不懂。

我们现阶段真正要做的

我们现在唯一的敌人和不安定因素就是美国。其实,按照购买力平价而言,我们的制造业水平已经超过了美国,军事实力大概接近美国的40%。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只需要再有2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都可以同美国平起平坐的时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真正翻身的时候,是自由意志真正得以释放的时候,也是我们包容的价值观所展示实力的时候。

文明的本质在于以语言对抗暴力,以说服代替制服。但是这都是建立在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基础上的。我们不称霸,也不惹别人,但是如果别人惹了我们,我们有那个实力可以把他们废到四肢不健全。那个时候才是我们的声音可以掷地有声的时候,才是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候。

明白我们真正需要什么,为了这个目标努力奋斗,这才是真正的爱国情怀,这才真正是我们应该做的。

PS:国家的观念其实是为了保护西方国家的,如果国家界限消失了,大批的亚洲人涌向西方,全球价值体系马上就统一了,根本无须如此麻烦,浪费口舌,也浪费时间。

2008年4月21日星期一

怎样的爱国情怀 (上)

真受不了用邮件更新spaces的速度了,之前贴了关于1989年Dalai同学获得Nobel奖的受奖发言,结果到现在都没有显示,实在等不下了。如果之后谁看到了,记得那篇是在这篇的前面。贴出来的可以在http://maverickcc.blogspot.com上看到,现在解封中(虽然我自己也没有读过)本篇作为最近一阵听课的一些心得,顺便发发骚。

 

2008注定是不太平的一年,从年初的雪灾,到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然后又是ZD和奥运圣火事件。温爷爷大概都快要被玩死了。眼下全球华人的民族情绪都被煽动起来,空前团结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运动:msn上红心China,抵制家乐福,游行,烧国旗……更大规模的造势运动也还在酝酿中,蓄势待发。

 

我本人虽然不是一个FQ,但是在这件事上,作为一个闷骚的知识分子,不得不说的是,我们自身的做法至少犯了两个逻辑错误:民族情结及博取同情。

 

这里插一句,希拉里同志如果大选失利的话,那么她犯的一个主要的逻辑错误就是人身攻击。其实严格来说,希拉里作为律师出身不应该不明白这个道理:将人品与能力挂钩本身就是逻辑上不成立的事:即便是人品差但并不代表能力就差。再加上比起奥巴马,希拉里显然知名度要更高,但相应地也更容易有犯错误,说错话。她自己本人再将人品同能力挂钩,简直无外乎自掘坟墓。证明一个观点的合理性大概需要成百上千个事例才能有说服力,但是证伪一个观点有一个反例足矣。希拉里从事律师行业这么多年,不应该不明白这个道理,只是因为她太轻敌,想一招致奥巴马于死地,可惜,虽然民族情结和博取同情在逻辑辩论上并不成立,但是在现实中却很具有煽动性。如果不能一招毙命后果就不堪设想。希拉里自食其果,无限惋惜……

 

因此,倚仗民族情结确实很能调动大家的激情,但是静下心来,我们将要做的一切,真的可以达到我们预想的效果么?

 

我们为什么要承办奥运会?

 

自1840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受尽了列强欺辱,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史。但是,翻身解放的中国并不太平: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失去了收复台湾的最好时机;中印、中苏、中越边境连连发生冲突,中国的周边形势并不太平;冷战期间中国被夹在美苏之间受尽窝囊气……直到改革开放,我们赢得了30年和平发展的绝好时机。这个时候我们承办奥运会,一是展示中国强大的综合国力,还有就是展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帝国主义阻挠圣火,破坏奥运,无外乎就是要羞辱中国。乍看之下,圣火在法国的传递屡遭破坏,甚至还被弄熄灭掉,法国全国上上下下的歇斯底里确实造成了很浩大的效果。但是就结果来看,非但没有使得奥运会圣火传递过程受到影响,反而使得全球华人空前团结,连当年流亡美国的国民党高度反共成员,在美国这次圣火传递中也被动员出来保护圣火。这正是帝国主义所不愿看到的。

 

因此,在抵制家乐福事件上,我们已经表达了我们很生气的态度,没必要真的去砸人家的场子。不要那么容易就被语言所煽动,所谓的家乐福中国区总裁挑衅般的言论,怎么看都是假的:他绝无可能有胆子承受被砸场子的风险。相信一件事至少要看到合理的证据。

 

事实上,国外驻中国的企业,除了银行和保险外,其他的外企严格意义上来说都是中国公司,是要给中国政府纳税,服从中国法律的。我们抵制家乐福并不是在抵制法国,反而是在分裂我们自己的民族团结。要知道有多少帝国主义的间谍和走狗在煽动中国内乱,等着看中国的笑话。

 

没有必要,真的。

 

那样做只会得不偿失,不要让我们的爱国情结最终堕落为流氓分子的暴动行为,不要让我们为"爱国"而流血,付出本不该承受的代价。

 

To Be Continued…

 

下篇预告

台D,藏D事件的来龙去脉及其形式逻辑上的可行性分析

 

共和党vs克林顿事件

 

什么才是中国现阶段真正需要的

 

文明的本质

 

再来评下Code Geass R2好了

2008年4月17日星期四

Some History: The Nobel Peace Prize 1989 zz from nobelprize.org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1989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has decided to award the 1989 Nobel Peace Prize to the 14th Dalai Lama, Tenzin Gyatso, the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leader of the Tibetan people.

The Committee wants to emphasize the fact that the Dalai Lama in his struggle for the liberation of Tibet consistently has opposed the use of violence. He has instead advocated peaceful solutions based upon tolerance and mutual respect in order to preserve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of his people.

The Dalai Lama has developed his philosophy of peace from a great reverence for all things living and upon the concept of universal responsibility embracing all mankind as well as nature. In the opinion of the Committee the Dalai Lama has come forward with constructive and forward-looking proposals for the s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human rights issues,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Oslo, October 5, 1989

Presentation Speech

Presentation Speech by Egil Aarvik, Chairman of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The Nobel Peace Prize is one of six awards bearing the name Alfred Nobel that are presented today. Five of these awards are made in Stockholm, and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congratulate the laureates who will be honoured in the Swedish capital today. This year's ceremony is an occasion of special gratification to us Norwegians, as one of the recipients is a Norwegian, Professor Trygve Haavelmo, the winner of this year's Nobel Prize for Economics. We would like to congratulate him on this honour.

This year's Nobel Peace Prize has been awarded to H.H. The Dalai Lama, first and foremost for his consistent resistance to the use of violence in his people's struggle to regain their liberty.

Ever since 1959 the Dalai Lama, together with some one hundred thousand of his countrymen, has lived in an organised community in exile in India. This is by no means the first community of exiles in the world, but it is assuredly the first and only one that has not set up any militant liberation movement. This policy of nonviolence is all the more remarkable when it is considered in relation to the sufferings inflicted on the Tibetan people during the occupation of their country. The Dalai Lama's response has been to propose a peaceful solution which would go a long way to satisfying Chinese interests.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cite any historical example of a minority's struggle to secure its rights, in which a more conciliatory attitude to the adversary has been adopted than in the case of the Dalai Lama. It would be natural to compare him with Mahatma Gandhi, one of this century's greatest protagonists of peace, and the Dalai Lama likes to consider himself one of Gandhi's successors. People have occasionally wondered why Gandhi himself was never awarded the Nobel Peace Prize, and the present Nobel Committee can with impunity share this surprise, while regarding this year's award of the prize as in part a tribute to the memory of Mahatma Gandhi. This year's laureate will also be able to celebrate a significant jubilee, as it is now fifty years since he was solemnly installed as H.H. the Fourteenth Dalai Lama of the Tibetan people, when he was four years old. Pursuing the process of selection that resulted in the choice of him in particular would involve trespassing what, to a Westerner, is terra incognita, where belief, thought and action exist in a dimension of existence of which we are ignorant or maybe have merely forgotten.

According to Buddhist tradition every new Dalai Lama is a reincarnation of his predecessor, and when the thirteenth died in 1933 a search was immediately instigated to find his reincarnation; oracles and learned lamas were consulted and certain signs observed. Strange cloud formations drifted across the heavens; the deceased, placed in the so-called Buddha position facing south, was found two days later facing east. This indicated that a search should be carried out to the east, and a delegation accordingly set forth, first to one of Tibet's sacred lakes, where the future could be revealed in the surface of the water. In this case, a monastery was indicated, as well as a house with turquoise-coloured tiles. The delegation continued on its way, and found first the monastery and then the house, in the village of Takster in Eastern Tibet. It was the home of a crofter and his family, and they were asked if they had any children. They had a two-year-old son called Tenzin Gyatso. A number of inexplicable acts carried out by this boy convinced the delegation that they were at their journey's end, and that the Fourteenth Dalai Lama had been found.

Like so much else in the realm of religion this is not something we are asked to comprehend without reason: we encounter phenomena that belong to a reality different from our own, and to which we should respond not with an attempt at rational explanation, but with reverent wonder.

Throughout its history Tibet has been a closed country, with little contact with the outside world. This is also true of modern times, and maybe explains why its leaders failed to attach due importance to formal de jure recognition of their country as an autonomous state. This, too, may be one of the reasons why the outside world did not feel any obligation to support Tibet, when the country in 1950 and the years that followed was gradually occupied by the Chinese, who - in direct opposition to the Tibetans' own interpretation - claimed that Tibet has always been a part of China. In occupying the country the Chinese have, according to the conclusion reach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been guilty of "the most pernicious crime that any individual or nation can be accused of, viz., a wilful attempt to annihilate an entire people".

Meanwhile Tenzin Gyatso had by now reached the age of sixteen, and in the critical situation that now arose, he was charged with the task of playing the role of political leader to his people. Up till then the country had been ruled on his behalf by regents. He would have to assume the authority that the title of Dalai Lama involved, a boy of sixteen, without political experience, and with no education beyond his study of Buddhist lore, which he had absorbed throughout his upbringing. In his autobiography My Life and My People he has given us a vivid account of his rigorous apprenticeship at the hands of Tibetan lamas, and he declares that what he learnt was to prove no mean preparation for his allotted career, not least the political part of his work. It was on this basis he now developed the policy of nonviolence with which he decided to confront the Chinese invaders. As a Buddhist monk it was his duty never to harm any living creature, but instead to show compassion to all life. It is maybe not to be wondered at that people so closely involved in what they call the world of reality should consider his philosophy somewhat remote from ordinary considerations of military strategy.

The policy of nonviolence was also, of course, based on pragmatic considerations: a small nation of some six million souls, with no armed forces to speak of, faced one of the world's military superpowers. In a situation of this kind the nonviolence approach was, in the opinion of the Dalai Lama, the only practical one.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he made several attempts during the 1950s to negotiate with the Chinese. His aim was to arrive at a solution of the conflict that would be acceptable to both parties to the dispute, based on mutual respect and tolerance. To achieve this he staked all his authority as Dalai Lama to prevent any use of violence on the part of the Tibetans; and his authority proved decisive, for as the Dalai Lama he is, according to the Buddhist faith, more than a leader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he symbolises the whole nation. His very person is imbued with some of the attributes of a deity, which doubtless explains why his people, despite gross indignities and acute provocation, have to such a marked degree obeyed his wishes and abstained from the use of violence.

From his exile in India he now waged his unarmed struggle for his people with untiring patience. He has every justification for calling his autobiography My Life and My People, because the life of the Tibetans is in truth his life. But political support from the outside world remained conspicuous by its absence, apart from a few rather toothless UN resolutions that were adopted in 1961 and 1965. Throughout the 60s and 70s the Dalai Lama was regarded as a pathetic figure from a distant past: his beautiful and well-meaning philosophy of peace was unfortunately out of place in this world.

But in the course of the 1980s things have taken a dramatic turn. There are several reasons for this. What has happened - and is still happening - in Tibet has become more generally known, and the community of nations has started to feel a sense of joint responsibility for the future of the Tibetan people. That their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have failed to break the spirit of the Tibetans is another reason; on the contrary, their feeling of national pride and identity and their determination to survive have been enhanced, and these are expressed in massive demonstrations. Here, as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it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obvious that problems cannot be solved by the use of brutal military power to crush peaceful demonstrations. In Tibet, as elsewhere, conflicts must be resolved politically through the medium of genuine negotiation.

The Dalai Lama's negotiating policy has received the support of a number of national assemblies and international bod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the West German Bundestag, the Parliament of Europe,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eighty-six members of the Australian Parliament and the Swiss National Assembly. Nor should we forget that the Dalai Lama has been the recipient of a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awards and honours in recognition of his work and in support of his cause. It now seems in fact as if things are beginning to move in the right direction, and what has been achieved in this respect may be entirely ascribed to the Dalai Lama's consistent policy of nonviolence.

For perfectly understandable reasons the policy of nonviolence is often regarded as something negative, as a failure to formulate a well-considered strategy, as a lack of initiative and a tendency to evade the issue and adopt a passive attitude. But this is not so: the policy of nonviolence is to a very high degree a well thought-out combat strategy, It demands singleminded and purposeful action, but one that eschews the use of force. Those who adopt this strategy are by no means shirking the issue: they manifest a moral courage which, when all is said and done, exceeds that of men who resort to arms. It is courage of this kind, together with an incredible measure of self-discipline, that has characterised the attitude of the Dalai Lama. His policy of nonviolence too, has been carefully considered and determined. As he himself put it in April of last year, after a peaceful demonstration in Lhasa has been fired on by troops: "As I have explained on many occasions, nonviolence is for us the only way. Quite patently, in our case violence would be tantamount to suicide. For this reason, whether we like it or not, nonviolence is the only approach, and the right one. We only need more patience and determination".

In 1987 the Dalai Lama submitted a peace plan for Tibet, the gist of which was that Tibet should be given the status of a "peace zone" on a par with what had been proposed for Nepal, a proposal which the Chinese in fact have supported. The plan also envisaged a halt to Chinese immigration to Tibet. This has proceeded on such a scale that there is a risk of the Tibetans becoming a minority in their own country. Not least interesting is the fact that the plan also contains measures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Tibet's unique natural environment. Wholesale logging operations in the forests on the slopes of the Himalayas have resulted in catastrophic soil erosion, and are one of the causes of the flood disasters suffered by India and Bangladesh. The peace plan failed to initiate any negotiations with the Chinese, even though the discrepancies between the two sides were not particularly profound.

The Dalai Lama's willingness to compromise was expressed still more clearly in his address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on June 15th last year, where he stated his readiness to abandon claims for full Tibetan independence. He acknowledged that China, as an Asian superpower, had strategic interests in Tibet, and was prepared to accept a Chinese military presence, at any rate until such time as a regional peace plan could be adopted. He also expressed his willingness to leave foreign policy and defence in the hands of the Chinese. In return the Tibetans should be granted the right to full internal autonomy. In his efforts to promote peace the Dalai Lama has shown that what he aims to achieve is not a power base at the expense of others. He claims no more for his people than what everybody - no doubt the Chinese themselves - recognises as elementary human rights. In a world in which suspicion and aggression have all too long characterised relations between peoples and nations, and where the only realistic policy has been reliance on the use of power, a new confession of faith is emerging, namely that the least realistic of all solutions to conflict is the consistent use of force. Modern weapons have in fact excluded such solutions.

The world has shrunk. Increasingly peoples and nations have grown dependent on one another. No one can any longer act entirely in his own interest. It is therefore imperative that we should accept mutual responsibility for al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problems.

In view of this, fewer and fewer people would venture to dismiss the Dalai Lama's philosophy as utopian: on the contrary, one would be increasingly justified in asserting that his gospel of nonviolence is the truly realistic one, with most promise for the future. And this applies not only to Tibet but to each and every conflict. The future hopes of oppressed millions are today linked to the unarmed battalions, for they will win the peace: the justice of their demands, moreover, is now so clear and the normal strength of their struggle so indomitable that they can only temporarily be halted by force of arms.

In awarding the Peace Prize to H.H. the Dalai Lama we affirm our unstinting support for his work for peace, and for the unarmed masses on the march in many lands for liberty, peace and human dignity.

From Nobel Lectures, Peace 1981-1990, Editor-in-Charge Tore Frängsmyr, Editor Irwin Abrams,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Singapore, 1997


Acceptance Speech

The 14th Dalai Lama's Acceptance Speech, on the occasion of the award of the Nobel Peace Prize in Oslo, December 10, 1989

Your Majesty, Members of the Nobel Committee, Brothers and Sisters:

I am very happy to be here with you today to receive the Nobel Prize for Peace. I feel honoured, humbled and deeply moved that you should give this important prize to a simple monk from Tibet. I am no one special. But, I believe the prize is a recognition of the true values of altruism, love, compassion and nonviolence which I try to practis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and the great sages of India and Tibet.

I accept the prize with profound gratitude on behalf of the oppressed everywhere and for all those who struggle for freedom and work for world peace. I accept it as a tribute to the man who founded the modern tradition of nonviolent action for change - Mahatma Gandhi - whose life taught and inspired me. And, of course, I accept it on behalf of the six million Tibetan people, my brave countrymen and women inside Tibet, who have suffered and continue to suffer so much. They confront a calculated and systematic strategy aimed at the destruction of their national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The prize reaffirms our conviction that with truth, courage and determination as our weapons, Tibet will be liberated.

No matter what part of the world we come from, we are all basically the same human beings. We all seek happiness and try to avoid suffering. We have the same basic human needs and concerns. All of us human beings want freedom and the right to determine our own destiny as individuals and as peoples. That is human nature. The great changes that are taking place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from Eastern Europe to Africa, are a clear indication of this.

In China the popular movement for democracy was crushed by brutal force in June this year. But I do not believe the demonstrations were in vain, because the spirit of freedom was rekindled among the Chinese people and China cannot escape the impact of this spirit of freedom sweeping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The brave students and their supporters showed the Chinese leadership and the world the human face of that great nation.

Last week a number of Tibetans were once again sentenced to prison terms of up to nineteen years at a mass show trial, possibly intended to frighten the population before today's event. Their only "crime" was the expression of the widespread desire of Tibetans for the restoration of their beloved country's independence.

The suffering of our people during the past forty years of occupation is well documented. Ours has been a long struggle. We know our cause is just. Because violence can only breed more violence and suffering, our struggle must remain nonviolent and free of hatred. We are trying to end the suffering of our people, not to inflict suffering upon others.

It is with this in mind that I proposed negotiations between Tibet and China on numerous occasions. In 1987, I made specific proposals in a five-point plan for the restoration of peace and human rights in Tibet. This included the conversion of the entire Tibetan plateau into a Zone of Ahimsa, a sanctuary of peace and nonviolence where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can live in peace and harmony.

Last year, I elaborated on that plan in Strasbourg, at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I believe the ideas I expressed on those occasions are both realistic and reasonable, although they have been criticised by some of my people as being too conciliatory. Unfortunately, China's leaders have not responded positively to the suggestions we have made, which included important concessions. If this continues we will be compelled to reconsider our position.

Any relationship between Tibet and China will have to be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respect, trust and mutual benefit. It will also have to be based on the principle which the wise rulers of Tibet and of China laid down in a treaty as early as 823 A.D., carved on the pillar which still stands today in front of the Jo-khang, Tibet's holiest shrine, in Lhasa, that "Tibetans will live happily in the great land of Tibet, and the Chinese will live happily in the great land of China".

As a Buddhist monk, my concern extends to all members of the human family and, indeed, to all sentient beings who suffer. I believe all suffering is caused by ignorance. People inflict pain on others in the selfish pursuit of their happiness or satisfaction. Yet true happiness comes from a sense of inner peace and contentment, which in turn must be achieved through the cultivation of altruism, of love and compassion and elimination of ignorance, selfishness and greed.

The problems we face today, violent conflicts, destruction of nature, poverty, hunger, and so on, are human-created problems which can be resolved through human effort, understand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sense of brotherhood and sisterhood. We need to cultivate a universal responsibility for one another and the planet we share. Although I have found my own Buddhist religion helpful in generating love and compassion, even for those we consider our enemies, I am convinced that everyone can develop a good heart and a sense of universal responsibility with or without religion.

With the ever-growing impact of science on our lives,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have a greater role to play by reminding us of our humanity. There is no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two. Each gives us valuable insights into the other. Both science and the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tell us of the fundamental unity of all things. This understanding is crucial if we are to take positive and decisive action on the pressing global concern with the environment. I believe all religions pursue the same goals, that of cultivating human goodness and bringing happiness to all human beings. Though the means might appear different the ends are the same.

As we enter the final decade of this century I am optimistic that the ancient values that have sustained mankind are today reaffirming themselves to prepare us for a kinder, happier twenty-first century.

I pray for all of us, oppressor and friend, that together we succeed in building a better world through human understanding and love, and that in doing so we may reduce the pain and suffering of all sentient beings.

Thank you.

From Nobel Lectures, Peace 1981-1990, Editor-in-Charge Tore Frängsmyr, Editor Irwin Abrams,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Singapore, 1997

2008年4月8日星期二

再来讲个故事

从前有个很有钱的帅哥,有三个女孩子追他,希望能够成为他的妻子。
为了选出最合适的女孩,这个帅哥决定给这三个女孩一个考验:他给了这三个女孩子每人5000元,让她们自由支配。
第一个女孩把钱都花在了自己身上,买了很多的化妆品和衣服;
第二个女孩把钱都花在帅哥身上;
第三个女孩把钱存了起来,对帅哥说这是我们共同的财产。
恩,最后这位帅哥选了谁作为自己的妻子呢?
呵呵,下次有时间我们就这个故事来简单讨论一下辩论中的形式逻辑问题
。

2008年4月7日星期一

不知道是不是火星了

虽然早听说APS有这种服务,不过今天还真是第一次注意到
具体是啥大家一看就明白了,PRL的文章


Generating High-Current Monoenergetic Proton Beams by a CircularlyPolarized Laser Pulse in the Phase-StableAcceleration Regime

X. Q. Yan (颜学庆),1,5 C. Lin (林晨),1 Z. M. Sheng (盛政明),1,2,3 Z. Y. Guo (郭之虞),1 B. C. Liu (刘必成),1,4 Y. R. Lu (陆元荣),1 J. X. Fang (方家驯),1 and J. E. Chen (陈佳洱)1

1State Key Laboratory of Nuclear Physics and Technology, Instituteof Heavy Ion Physic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100871, China
2Beijing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Condensed Matter Physics,Institute of Physics, CAS, Beijing 100080, China
3Department of Physic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0, China
4The Graduat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Science, Beijing, China
5Center for Applied Physics and Technology, Peking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Received 24 October 2007; published 3 April 2008)

A new ion acceleration method, namely, phase-stable acceleration, usingcircularly-polarized laser pulses is proposed. When the initial target density n0 and thickness D satisfy aL~(n0/nc)D/lambdaL and D>ls with aL, lambdaL, ls, and nc the normalized laser amplitude, the laser wavelength invacuum, the plasma skin depth, and the critical density of the incident laserpulse, respectively, a quasiequilibrium for the electrons is established bythe light pressure and the space charge electrostatic field at the interactingfront of the laser pulse. The ions within the skin depth of the laser pulseare synchronously accelerated and bunched by the electrostatic field, andthereby a high-intensity monoenergetic proton beam can be generated. The protondynamics is investigated analytically and the results are verified by one-and two-dimensional particle-in-cell simulations.

2008年4月1日星期二

看动漫十大中毒阵状,你有几个 zz from emland

1.经常会做出一些奇怪的动作,有时在公共场合也是,最近的常见动作是挥剑 

2.思想总是跑题,刚才写东西一写到影子不知怎么就想到了影子莉娜,进而又想到两眼水汪汪,然后就自己偷着乐.(常事  )


3.受到砂沙美、小丸子、cha cha等可爱的小姑娘的影响,打算将来一定要生女儿。"什么,不幸生了男仔"(搔头)那就等他8岁大时收养一个女孩了,哈哈。


4.看动画的时间远超看电视的时间,看动画已经成了最占业余时间的活动了。而且还边看边傻笑。 


5.与人聊天时常常引用动画人物的名言,"对,对,就象美星说的'那也比没有强'","是啊,柯南就常说'真相通常只有一个'"……结果搞的别人一头雾水。 ("真相通常只有一个"微积分的定理之一 )


6.看动画多了也能听懂几个日语单词,平日里也sa~ma、na~ni的乱讲,俨然一幅懂日语的样子。会心者抱以一笑,不明者以为碰到了脑袋秀逗之人。 (一不留神就溜出一两句日文 )


7.每出一部好动画就想收藏,一时没出全就牵肠挂肚,寝食难安。其状态就类似热恋中却不得不小别的情侣 。
8.ie收藏夹里的动画网站有四十几个,此乃动画与网络双重中毒表现 (我数了数 才8个.爱还不够.. )


9.宁可吃几个月盒饭也要省下钱买动画vcd,毅力与决心都超过做其它事。 


10.最恐怖的一项症状是对现实世界的女孩男孩不太感冒,却对动画中的女孩男孩念念不忘,而且还认为只有动画中才有美女帅哥。这项症状继续下去可不得了,一定得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