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practice is to see the "blur image" clearly, not only in shape, but also in the color.
It is of most importance for the following practice.
I succeeded only once after three days' practice. I hope it is not an illusion.
An international stupid foreigner.
上周算是把考试全都对付过去了,这个学期又忙又乱几乎没有整块时间能拿来经营这里。本来这个是之前就已经有打算写好,在当天发出来的,无奈连续一个月都没有下笔,或者说根本不知道该从何下笔。而这一年的若干经历,想来就像是在做梦一样……
五年前刚进大学的时候,心里还是有所期冀的。那个时候喜欢自说自话又很容易较真,于是因为某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希冀变成了长达四年的冷战。自知没有DyingGod同学的那种胆识和魄力,所以一直在等。
大学四年里我个人认为还是过的比较成功的:一个物理白痴和一群牛人王级别的家伙们一起学习物理,不但没被废掉成绩倒还说得过去,数理功底也不差;参加了职业发展协会,认识了很多可敬可爱的师兄师姐,在观念上给我了很多的启发和帮助;组队参加数模赛,在参与过程中锻炼了团队协作,也学到如何规划问题以及查找分析总结资料;如愿保送到现在的研究方向,虽然是国内不过实验设备和实验条件真的不比国外的差;毕业的时候还骗到了校级的优秀毕业生。无论如何对于这样的经历我都是没有任何不满的地方。
我所有失败的经历大概多数都是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一年级的数据结构科目把一个错误版本的程序直接给她用,差点fail;第一次送女孩子生日礼物,自己动手做的放满稀奇古怪星星的盒子,若干年后还有了被打开的机会;二年级是自我意识膨胀到顶点的一年,为了能够引起她的注意又间接拒绝别的女孩所以自顾自地发明了妻妾成群的理论(死党们大概都知道第一条是什么),但是她那边发生了意外我却没能在第一时间知道,事后想帮忙,脑子里面还是那件鸡毛蒜皮的事;三年级的冬天陪她散心,发现自己其实根本不了解她,不知道她喜欢什么,又过着怎样的生活,更加讽刺的是那年她生日的时候因为自己心情不好莫名其妙地说了让她不开心的话;四年级一年几乎没有什么交流,甚至在刘奶奶张罗的求职交流会上,看到她在场于是掉头就离开了。这种状态一直维持到快要毕业。
这期间,无数次跟自己说,大概这就是有缘无分,别再去想了。可惜,总是忘不掉,而所能做的,也只是想想而已。
毕业的时候终于在研讨会上看到了期待了四年的宝物,发短信赞许了一番。想想能再看到已经十分充满感激了,时间已经不多,而我从来都只是招她厌恶,带给她的回忆里面大概都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东西,大概没多久我们就真的在生活上连交集都没有,逐渐淡出对方的生活吧?想要当面道谢和道歉的话,也没有勇气说出口,就这样离开了学校。
真正的交往居然是从毕了业才开始算的。暑假里一直在实验室耗着,开学后又被稀里糊涂地分到中关村园区(这件事至今没有人为此负责)。因为离她住的地方和工作的地方都很近,偶尔会跑去蹭吃蹭喝。每次都告诫自己不要再打她的主意,不要干扰她属于自己的生活。
但终于发现我做不到。
2007年12月3日,我真正发现她在我心里的位置,已经没有办法把她挪开了。思想斗争了将近两周后,感情打败了理性,于她更改qmd的12月14日……之后经历了半年的相互磨合,终于算是正式确立了交往关系。
这期间发生了太多故事,因为不光是一个人的事,就不在这里描述了。以后回忆起来,这些日子至少可以说没有再出现各种尴尬和不愉快地场景,我就很知足了
妻妾成群理论的本质是对我自己的,在我还处在不能自立没有很好的responsibility的disable阶段将其他女孩子挡在视野之外的。不过现在不再需要了,从此之后我对于这类事上不会再有类似的戏谑之言,每一句话说出来之前都会要认真思考过,不再因为随便胡乱说话而后悔。
纵使现在还是处在disable的时期,既然已经开始就要认真好好相处下去。希望这次能我能真正开始站在她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虽然偶尔还是会自说自话,不过确实比以前有进步,做好自己的事情,不拖累她的生活,等以后自己能够做到responsibility的时候,再把这些年欠她的时间和属于女孩子的那些浪漫的场景,慢慢地补偿给她。
为了能有可持续发展的未来,现在要打起精神来了,一定要尽力!
2008年5月28日,蛮王同学同物质生活同学宣告脱光。
感谢各位死党们的捧场,大家的祝福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Since1898: 看好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好好珍惜吧
Seolforqiu: 我一猜就是,果然是你们两个
Frollo:好好珍惜,相信你比我要了解她是个比较敏感脆弱的同志,你要多受委屈才行。
Yora: 恭喜蛮王同学正式脱光! 臣等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八卦了~HOHO 别忘了我可是一直都挺你的!等我去北京要BG我~话说自从他俩都进了北大,我就暗暗希望发生些什么……
Chrisminte: 看来我猜得还算靠谱
Asm: 这可是惊天大八卦啊
Stephenphy: 到头来你还是留给自己了
Yuanjingrui: 原来是你俩......
Lessing: 多少年都没啥发展,结果一毕业就。。。太让人感慨了!!!
Carter: 算不算结束长跑呢? 想不到你在传别人八卦的同时自己也出八卦了,呵呵,真是大惊喜呀
Tangkon: 有些端倪 看来走了很长的一段 祝贺有情人终成眷属啊
Phgod: 你这非正式到正式的时间还挺长的
Yishengyu: 祝贺蛮王从此过上滋润生活! 蛮王加油! 我们永远支持你!
Shinyablue: 你和她脱光了?!!!!!我才打开链接,然后就吓到了
Liuyaxin: 我曾经预言过~~ 没想到成了真~~
Stacy: 太强大了,我也想要这样的mm~~
另:Spaces的音乐链接改为Animal instinct,很早以前的歌了,听了有十多年了吧,推荐给大家,可以到youtube上面搜这个的MTV。
这是一次让很多人都置身其中的灾害,在不少城市,身处高层建筑的人都亲身体会了强烈的震感, 那种摇晃和眩晕足以让没有经验的人们惊恐万分。当这样的极端体验一闪而过,人们大都意识到,更大的灾难或许已经在远方发生。据国家地震台网测定,5月12 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县发生7.8级地震。民政部截至当天18时的统计数据表明,这次地震已造成四川、甘肃、重庆、云南等地107人死亡,34人受 伤。而据抗震救灾指挥部透露,截至22时,四川地震灾区已发现死亡人数7651人。毫无疑问,后续的统计,将刷新上述数据。
7.8级,与1976年发生的唐山大地震震级相当。那次大地震造成了24万人死亡,一座城市 几乎被夷为平地。由于交通和通讯中断,汶川地震带来的损失到底有多大,一时可能无法精确统计。但是让人欣慰的是,整个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效率动员起 来。地震发生后,胡锦涛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温家宝总理赶赴灾区指导救灾工作。解放军、国家地震局、国家减灾委、公安部、民政部、卫生部等方面分别启 动了应急预案,各种救援人员和物资都在不断地输往地震灾区。四川各界的自救与救援同步展开,一些省份还自主启动了对四川灾区的人员和技术援助。
以媒体和网络为守望的人群带来了通畅的信息,从最初一刹那网友间的相互询问,到权威部门通过 媒体发布准确的地震消息,其间并无太大的时间间隔。尽管几个小时中,一度出现了浙江、湖北发生地震,以及北京可能发生余震的不准确说法,但正因为信息渠道 的通畅,后续的权威信息足以覆盖和扭转人们先前的模糊认知。或许此次灾害过后许多东西值得总结,保证信息的通畅和透明就不用担心所谓谣言的泛滥,这也将是 重要一条。人与人原本因为地域和空间而阻隔,现在却因灾害而凝聚在一起,通达的信息渠道是造就凝聚局面的重要途径。在这里,好消息或坏消息并不是判断其价 值的惟一标准,其实只要是真实的消息,都将在灾害状态下唤起民众。
诚如专家所言,我国是地震灾害多发的国家之一。与最近几年发生的地震影响有限所不同的是,这 次汶川地震因为其震感强烈,从而让半个中国的民众体验了一次眩晕。这样的经历与其说是一场意外,毋宁说是来自大自然的警示和启发,它说明灾害和危机可能离 我们很近。那么,人们准备好了吗?慌乱多于镇定,茫然多于理性,至少说明人们还需要知识方面的储备和经验方面的积累。在唐山大地震之后,造成严重人员伤亡 的地震越来越远离人们的记忆,但是曾经的痛楚不能因此而淡化。把逃生经验、抗震技能之类的知识告知公众,这依旧是政府有关部门的责任。否则,我们将不能想 象,当灾害突然来临,慌作一团的人们将怎样自救和救人。
甚至在唐山大地震若干年之后,人们还记得那些"震前动物有前兆,发现异常要报告"的歌谣,现 在能记得这些的又有几人?即便人们真的曾经面对这样的前兆,恐怕也没有人能够慧眼独具了。或许正像专家们说的那样,随着地震的发生,破坏性能量不断得到释 放,人们应该不用过于担心了。眼下的要务,应该是灾区的救助。那个诞生了大禹的震中地区,杳无音讯,让人揪心。在前往灾区的飞机上,温家宝总理说,"在灾 害面前,最重要的是镇定、信心、勇气和强有力的指挥。"灾害是自然向人类发起的挑战,一部人类史就是一部人类在灾难面前永不屈服的历史。于当代中国人而 言,我们并不缺乏抗击灾害的精神,再大的灾害,只要我们共同去面对,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
台D,藏D的历史渊源
事实上,从建国到现在,我们有很多机会可以解决台湾问题:新中国刚刚成立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好时机。那个时候国民党溃不成军,美国人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如果当时立刻打台湾,美国根本不会插手。可惜,朝鲜战争的爆发直接导致美国军舰驶入台湾海峡,我们失去了解放台湾的最好时机。
1965年老蒋和大陆还是有比较紧密的联系的。毛爷爷当时开出的价格就是,可以保留台湾的警察和军队,再给老蒋一个副主席的位置。实际上就是一国两制,并非邓爷爷第一个提出来的。可惜,接下来就爆发了十年动乱,连国家主席刘爷爷都不能幸免,更何况副主席……老蒋就这样被吓跑了。
至于西藏,纯属是美国中情局在中国埋下的定时炸弹,什么民族意志纯属胡扯,那都是美国的阴谋。1959年我们的国防力量还远远不足以和美国抗衡。Dalai现在用的那些人都是美国中情局一手培养并空投过来的,根本就是为了折腾中国,大家只要注意一下当时缴获的物资数量,就知道这绝对不是什么民族意志。
我们的外交史
二战结束后,世界分为两极,弱国谋求生存的基本模式无外乎就是选择投靠哪一边而已。
毛爷爷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没有走出过国门。第一次出国就是于1950年去苏联。可以说那个时候我们对苏联真的是很低声下气的,以毛爷爷刚毅的性格去求苏联给予援助,我想他当时可以说真的是度日如年。而且,当时签订的条约里面,我们尊重"民族意志",让外蒙古独立了出去。如果不是我们真的很弱,以毛爷爷的个性早该把苏联平上几百次了。
到了60年代末,我们和苏联在边境问题上起了严重冲突,非常严重。严重到了苏联那边真的急了,扬言要向我们主要地区扔核弹。这招真的很管用,据说把毛爷爷和周爷爷都吓坏了,直接和苏联要求无条件恢复双边谈判,同时,又加紧同美国搞好关系以牵制苏联。于是有了乒乓外交,于是,一夜之前全国上下的声音由反帝反苏修的反帝在前,变成了以反苏修为主。苏联使用核威慑这一招,直接让我们倒向了美国。
这便是毛爷爷时代的外交模式,真的是弱国无外交。
到了邓爷爷的时代,邓爷爷显然明白,美苏两国为了牵制对方,都在想方设法和中国套近乎,中国的国际环境暂时不会出现问题,邓爷爷才敢大胆提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消减军费(根本就不是什么为世界和平作贡献,而是为了开足马力发展经济)。据说那些日子军工厂过的非常凄惨,工人大批下岗,军人都在种地。六四事件的结局可想而知,邓爷爷不惜一切代价让大家明白,我们的时间宝贵的很,根本不容许有任何不安定因素动摇发展,否则国家安全便很难保证。
江爷爷的时代,苏联解体。原本两极的世界格局只剩下一极,大家一下子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原本随风倒的日子看起来已经结束,大家便开始觉得自己没人管了,可以胡作非为了。东欧地区和中东地区便成为了美国新的关注焦点。于是有些可怜的小朋友因为不老实,于是被收拾得很惨。今天美国用在西藏的手段,其实之前已经用在了别的小朋友身上: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大家都很熟悉,之前的问题根本没解决,最近又蹦出来了。
想必如果这样说大家一听就懂:当年欧盟借由民族矛盾想要硬生生地将南斯拉夫进行拆分,大家现在看到的西藏事件事实上和当年的科索沃事件十分相似:所谓的科索沃解放军当年只是一小股贩毒集团,大概也只有几十人吧。因为南斯拉夫地区流行独立,所以他们就想趁机捞上一票,趁火打劫制造动乱。这件事刚好被西方抓个正着,那些唯恐南联盟不能分裂的家伙们可算找到了难得的好借口,直接在媒体上加油添醋地报道整个事件,把几十人夸大成几千人,把米洛舍维奇描述为一个进行种族清洗的暴君,然后就开始狂轰滥炸,海牙法庭。然后屁都没查出来,米洛舍维奇屈死。
这一次也一样,美国预先埋下了dalai这个定时炸弹,有组织有预谋地实施了暴乱,又在最短时间通过CNN等媒体大肆渲染给中国施加压力。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也只能骗骗民众而已,相信我们的领导层已经有了相应的对策:明面上不痛不痒地让美国道歉,态度很软弱,暗地里面其实正在大力清缴暴乱分子,收集证据。因为我们知道这种事情最后的结果帝国主义的没可能得逞,他们欠下的每一笔账我们都记得,有机会一定会讨回来。
为什么不是民族意志?
或许有人会问,如果真的是民族意志的话,干脆让他们独立不就好了?这种思路就中了帝国主义的圈套。因为这种事情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假如台湾想独立,我们就让他独立的话,那么,某天台北的同志们举行公投说我们要独立,那台北是不是也要从台湾独立?那台中呢?台南呢?如果西藏可以从中国独立,那么留在西藏的汉族人是不是也可以想独立就独立?广东人不喜欢湖南人,广州是不是也要独立出来?上海人那么排外,上海是不是也该独立?北京严格限制外来人口,那么河北,天津是不是都要独立?……没个完。
如果真的尊重民族意志,美国也就不是现在的美国了:美国宪法有规定,只要哪个州举行公投说要独立在法律上就可以独立,那么也就不会爆发南北战争,死的人比一战二战加起来的美国人都多。所以根本就不是这种讲理的方式。
克林顿,小布什
据说克林顿是美国历史上学历最高的总统,智商也最高。他当政的8年与中国相安无事,美国经济环境也是前所未有的好。但是不知道他是太聪明了还是怎么着,代表共和党利益的那些军火商们的日子非常不好过:大批工人下岗,没有市场,产品数量大减,甚至只能有些为残疾人服务的业务。
军火商当然不能看着这样的总统连续执政。后来,他们研究发现,总统先生在那个方面有些小嗜好,后来就有了某个事件。就因为这个事件,民主党便在大选中惜败,未能连任。据说在这个事件以前,叶利钦的间谍是拿到了这个情报的,差点没把叶利钦给憋死。(叶:总统先生,听说你在哪个方面有些小嗜好,有人要借这个对你不利,你要小心哦~~ 克:没有的事,我这么正直的人怎么可能……)
小布什上台,一个无可救药的笨蛋。据说他的履历非常差劲,也根本不会听人说话。在伊拉克事件上就能看出来。当年老布什发动海湾战争的时候,都已经打到了巴格达城下了,却命令撤。据说老布什熟读孙子兵法,明白"兵者,凶器也"的道理,不到万不得已不能用,教训到了也就完了。就算打下来也没有办法协调实业派与政府间的矛盾。小布什可不管,不但打下来,还天天往里面扔人扔金子。他的参谋们在外面都有自己的工厂,出的主意都是尽量能多卖武器装备。但小布什听不出到底该听谁的意见,该怎么接受,于是只能越搞越糟。
换句话说,西方世界的正义不过是唯恐天下不乱,想多卖些武器营生而已,不然他们也不会吃饱撑的出来主持什么民族正义。表面上的那些反对中国的行为实际上都是被那些利益集团所利用的。所以说根本犯不着和他们废话,纯属浪费时间,因为他们根本听不懂。
我们现阶段真正要做的
我们现在唯一的敌人和不安定因素就是美国。其实,按照购买力平价而言,我们的制造业水平已经超过了美国,军事实力大概接近美国的40%。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只需要再有2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都可以同美国平起平坐的时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真正翻身的时候,是自由意志真正得以释放的时候,也是我们包容的价值观所展示实力的时候。
文明的本质在于以语言对抗暴力,以说服代替制服。但是这都是建立在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基础上的。我们不称霸,也不惹别人,但是如果别人惹了我们,我们有那个实力可以把他们废到四肢不健全。那个时候才是我们的声音可以掷地有声的时候,才是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候。
明白我们真正需要什么,为了这个目标努力奋斗,这才是真正的爱国情怀,这才真正是我们应该做的。
PS:国家的观念其实是为了保护西方国家的,如果国家界限消失了,大批的亚洲人涌向西方,全球价值体系马上就统一了,根本无须如此麻烦,浪费口舌,也浪费时间。
真受不了用邮件更新spaces的速度了,之前贴了关于1989年Dalai同学获得Nobel奖的受奖发言,结果到现在都没有显示,实在等不下了。如果之后谁看到了,记得那篇是在这篇的前面。贴出来的可以在http://maverickcc.blogspot.com上看到,现在解封中(虽然我自己也没有读过)本篇作为最近一阵听课的一些心得,顺便发发骚。
2008注定是不太平的一年,从年初的雪灾,到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然后又是ZD和奥运圣火事件。温爷爷大概都快要被玩死了。眼下全球华人的民族情绪都被煽动起来,空前团结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运动:msn上红心China,抵制家乐福,游行,烧国旗……更大规模的造势运动也还在酝酿中,蓄势待发。
我本人虽然不是一个FQ,但是在这件事上,作为一个闷骚的知识分子,不得不说的是,我们自身的做法至少犯了两个逻辑错误:民族情结及博取同情。
这里插一句,希拉里同志如果大选失利的话,那么她犯的一个主要的逻辑错误就是人身攻击。其实严格来说,希拉里作为律师出身不应该不明白这个道理:将人品与能力挂钩本身就是逻辑上不成立的事:即便是人品差但并不代表能力就差。再加上比起奥巴马,希拉里显然知名度要更高,但相应地也更容易有犯错误,说错话。她自己本人再将人品同能力挂钩,简直无外乎自掘坟墓。证明一个观点的合理性大概需要成百上千个事例才能有说服力,但是证伪一个观点有一个反例足矣。希拉里从事律师行业这么多年,不应该不明白这个道理,只是因为她太轻敌,想一招致奥巴马于死地,可惜,虽然民族情结和博取同情在逻辑辩论上并不成立,但是在现实中却很具有煽动性。如果不能一招毙命后果就不堪设想。希拉里自食其果,无限惋惜……
因此,倚仗民族情结确实很能调动大家的激情,但是静下心来,我们将要做的一切,真的可以达到我们预想的效果么?
我们为什么要承办奥运会?
自1840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受尽了列强欺辱,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史。但是,翻身解放的中国并不太平: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失去了收复台湾的最好时机;中印、中苏、中越边境连连发生冲突,中国的周边形势并不太平;冷战期间中国被夹在美苏之间受尽窝囊气……直到改革开放,我们赢得了30年和平发展的绝好时机。这个时候我们承办奥运会,一是展示中国强大的综合国力,还有就是展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帝国主义阻挠圣火,破坏奥运,无外乎就是要羞辱中国。乍看之下,圣火在法国的传递屡遭破坏,甚至还被弄熄灭掉,法国全国上上下下的歇斯底里确实造成了很浩大的效果。但是就结果来看,非但没有使得奥运会圣火传递过程受到影响,反而使得全球华人空前团结,连当年流亡美国的国民党高度反共成员,在美国这次圣火传递中也被动员出来保护圣火。这正是帝国主义所不愿看到的。
因此,在抵制家乐福事件上,我们已经表达了我们很生气的态度,没必要真的去砸人家的场子。不要那么容易就被语言所煽动,所谓的家乐福中国区总裁挑衅般的言论,怎么看都是假的:他绝无可能有胆子承受被砸场子的风险。相信一件事至少要看到合理的证据。
事实上,国外驻中国的企业,除了银行和保险外,其他的外企严格意义上来说都是中国公司,是要给中国政府纳税,服从中国法律的。我们抵制家乐福并不是在抵制法国,反而是在分裂我们自己的民族团结。要知道有多少帝国主义的间谍和走狗在煽动中国内乱,等着看中国的笑话。
没有必要,真的。
那样做只会得不偿失,不要让我们的爱国情结最终堕落为流氓分子的暴动行为,不要让我们为"爱国"而流血,付出本不该承受的代价。
To Be Continued…
下篇预告
台D,藏D事件的来龙去脉及其形式逻辑上的可行性分析
共和党vs克林顿事件
什么才是中国现阶段真正需要的
文明的本质
再来评下Code Geass R2好了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has decided to award the 1989 Nobel Peace Prize to the 14th Dalai Lama, Tenzin Gyatso, the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leader of the Tibetan people.
The Committee wants to emphasize the fact that the Dalai Lama in his struggle for the liberation of Tibet consistently has opposed the use of violence. He has instead advocated peaceful solutions based upon tolerance and mutual respect in order to preserve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of his people.
The Dalai Lama has developed his philosophy of peace from a great reverence for all things living and upon the concept of universal responsibility embracing all mankind as well as nature. In the opinion of the Committee the Dalai Lama has come forward with constructive and forward-looking proposals for the s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human rights issues,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Oslo, October 5, 1989
Presentation Speech by Egil Aarvik, Chairman of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The Nobel Peace Prize is one of six awards bearing the name Alfred Nobel that are presented today. Five of these awards are made in Stockholm, and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congratulate the laureates who will be honoured in the Swedish capital today. This year's ceremony is an occasion of special gratification to us Norwegians, as one of the recipients is a Norwegian, Professor Trygve Haavelmo, the winner of this year's Nobel Prize for Economics. We would like to congratulate him on this honour.
This year's Nobel Peace Prize has been awarded to H.H. The Dalai Lama, first and foremost for his consistent resistance to the use of violence in his people's struggle to regain their liberty.
Ever since 1959 the Dalai Lama, together with some one hundred thousand of his countrymen, has lived in an organised community in exile in India. This is by no means the first community of exiles in the world, but it is assuredly the first and only one that has not set up any militant liberation movement. This policy of nonviolence is all the more remarkable when it is considered in relation to the sufferings inflicted on the Tibetan people during the occupation of their country. The Dalai Lama's response has been to propose a peaceful solution which would go a long way to satisfying Chinese interests.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cite any historical example of a minority's struggle to secure its rights, in which a more conciliatory attitude to the adversary has been adopted than in the case of the Dalai Lama. It would be natural to compare him with Mahatma Gandhi, one of this century's greatest protagonists of peace, and the Dalai Lama likes to consider himself one of Gandhi's successors. People have occasionally wondered why Gandhi himself was never awarded the Nobel Peace Prize, and the present Nobel Committee can with impunity share this surprise, while regarding this year's award of the prize as in part a tribute to the memory of Mahatma Gandhi. This year's laureate will also be able to celebrate a significant jubilee, as it is now fifty years since he was solemnly installed as H.H. the Fourteenth Dalai Lama of the Tibetan people, when he was four years old. Pursuing the process of selection that resulted in the choice of him in particular would involve trespassing what, to a Westerner, is terra incognita, where belief, thought and action exist in a dimension of existence of which we are ignorant or maybe have merely forgotten.
According to Buddhist tradition every new Dalai Lama is a reincarnation of his predecessor, and when the thirteenth died in 1933 a search was immediately instigated to find his reincarnation; oracles and learned lamas were consulted and certain signs observed. Strange cloud formations drifted across the heavens; the deceased, placed in the so-called Buddha position facing south, was found two days later facing east. This indicated that a search should be carried out to the east, and a delegation accordingly set forth, first to one of Tibet's sacred lakes, where the future could be revealed in the surface of the water. In this case, a monastery was indicated, as well as a house with turquoise-coloured tiles. The delegation continued on its way, and found first the monastery and then the house, in the village of Takster in Eastern Tibet. It was the home of a crofter and his family, and they were asked if they had any children. They had a two-year-old son called Tenzin Gyatso. A number of inexplicable acts carried out by this boy convinced the delegation that they were at their journey's end, and that the Fourteenth Dalai Lama had been found.
Like so much else in the realm of religion this is not something we are asked to comprehend without reason: we encounter phenomena that belong to a reality different from our own, and to which we should respond not with an attempt at rational explanation, but with reverent wonder.
Throughout its history Tibet has been a closed country, with little contact with the outside world. This is also true of modern times, and maybe explains why its leaders failed to attach due importance to formal de jure recognition of their country as an autonomous state. This, too, may be one of the reasons why the outside world did not feel any obligation to support Tibet, when the country in 1950 and the years that followed was gradually occupied by the Chinese, who - in direct opposition to the Tibetans' own interpretation - claimed that Tibet has always been a part of China. In occupying the country the Chinese have, according to the conclusion reach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been guilty of "the most pernicious crime that any individual or nation can be accused of, viz., a wilful attempt to annihilate an entire people".
Meanwhile Tenzin Gyatso had by now reached the age of sixteen, and in the critical situation that now arose, he was charged with the task of playing the role of political leader to his people. Up till then the country had been ruled on his behalf by regents. He would have to assume the authority that the title of Dalai Lama involved, a boy of sixteen, without political experience, and with no education beyond his study of Buddhist lore, which he had absorbed throughout his upbringing. In his autobiography My Life and My People he has given us a vivid account of his rigorous apprenticeship at the hands of Tibetan lamas, and he declares that what he learnt was to prove no mean preparation for his allotted career, not least the political part of his work. It was on this basis he now developed the policy of nonviolence with which he decided to confront the Chinese invaders. As a Buddhist monk it was his duty never to harm any living creature, but instead to show compassion to all life. It is maybe not to be wondered at that people so closely involved in what they call the world of reality should consider his philosophy somewhat remote from ordinary considerations of military strategy.
The policy of nonviolence was also, of course, based on pragmatic considerations: a small nation of some six million souls, with no armed forces to speak of, faced one of the world's military superpowers. In a situation of this kind the nonviolence approach was, in the opinion of the Dalai Lama, the only practical one.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he made several attempts during the 1950s to negotiate with the Chinese. His aim was to arrive at a solution of the conflict that would be acceptable to both parties to the dispute, based on mutual respect and tolerance. To achieve this he staked all his authority as Dalai Lama to prevent any use of violence on the part of the Tibetans; and his authority proved decisive, for as the Dalai Lama he is, according to the Buddhist faith, more than a leader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he symbolises the whole nation. His very person is imbued with some of the attributes of a deity, which doubtless explains why his people, despite gross indignities and acute provocation, have to such a marked degree obeyed his wishes and abstained from the use of violence.
From his exile in India he now waged his unarmed struggle for his people with untiring patience. He has every justification for calling his autobiography My Life and My People, because the life of the Tibetans is in truth his life. But political support from the outside world remained conspicuous by its absence, apart from a few rather toothless UN resolutions that were adopted in 1961 and 1965. Throughout the 60s and 70s the Dalai Lama was regarded as a pathetic figure from a distant past: his beautiful and well-meaning philosophy of peace was unfortunately out of place in this world.
But in the course of the 1980s things have taken a dramatic turn. There are several reasons for this. What has happened - and is still happening - in Tibet has become more generally known, and the community of nations has started to feel a sense of joint responsibility for the future of the Tibetan people. That their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have failed to break the spirit of the Tibetans is another reason; on the contrary, their feeling of national pride and identity and their determination to survive have been enhanced, and these are expressed in massive demonstrations. Here, as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it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obvious that problems cannot be solved by the use of brutal military power to crush peaceful demonstrations. In Tibet, as elsewhere, conflicts must be resolved politically through the medium of genuine negotiation.
The Dalai Lama's negotiating policy has received the support of a number of national assemblies and international bod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the West German Bundestag, the Parliament of Europe,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eighty-six members of the Australian Parliament and the Swiss National Assembly. Nor should we forget that the Dalai Lama has been the recipient of a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awards and honours in recognition of his work and in support of his cause. It now seems in fact as if things are beginning to move in the right direction, and what has been achieved in this respect may be entirely ascribed to the Dalai Lama's consistent policy of nonviolence.
For perfectly understandable reasons the policy of nonviolence is often regarded as something negative, as a failure to formulate a well-considered strategy, as a lack of initiative and a tendency to evade the issue and adopt a passive attitude. But this is not so: the policy of nonviolence is to a very high degree a well thought-out combat strategy, It demands singleminded and purposeful action, but one that eschews the use of force. Those who adopt this strategy are by no means shirking the issue: they manifest a moral courage which, when all is said and done, exceeds that of men who resort to arms. It is courage of this kind, together with an incredible measure of self-discipline, that has characterised the attitude of the Dalai Lama. His policy of nonviolence too, has been carefully considered and determined. As he himself put it in April of last year, after a peaceful demonstration in Lhasa has been fired on by troops: "As I have explained on many occasions, nonviolence is for us the only way. Quite patently, in our case violence would be tantamount to suicide. For this reason, whether we like it or not, nonviolence is the only approach, and the right one. We only need more patience and determination".
In 1987 the Dalai Lama submitted a peace plan for Tibet, the gist of which was that Tibet should be given the status of a "peace zone" on a par with what had been proposed for Nepal, a proposal which the Chinese in fact have supported. The plan also envisaged a halt to Chinese immigration to Tibet. This has proceeded on such a scale that there is a risk of the Tibetans becoming a minority in their own country. Not least interesting is the fact that the plan also contains measures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Tibet's unique natural environment. Wholesale logging operations in the forests on the slopes of the Himalayas have resulted in catastrophic soil erosion, and are one of the causes of the flood disasters suffered by India and Bangladesh. The peace plan failed to initiate any negotiations with the Chinese, even though the discrepancies between the two sides were not particularly profound.
The Dalai Lama's willingness to compromise was expressed still more clearly in his address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on June 15th last year, where he stated his readiness to abandon claims for full Tibetan independence. He acknowledged that China, as an Asian superpower, had strategic interests in Tibet, and was prepared to accept a Chinese military presence, at any rate until such time as a regional peace plan could be adopted. He also expressed his willingness to leave foreign policy and defence in the hands of the Chinese. In return the Tibetans should be granted the right to full internal autonomy. In his efforts to promote peace the Dalai Lama has shown that what he aims to achieve is not a power base at the expense of others. He claims no more for his people than what everybody - no doubt the Chinese themselves - recognises as elementary human rights. In a world in which suspicion and aggression have all too long characterised relations between peoples and nations, and where the only realistic policy has been reliance on the use of power, a new confession of faith is emerging, namely that the least realistic of all solutions to conflict is the consistent use of force. Modern weapons have in fact excluded such solutions.
The world has shrunk. Increasingly peoples and nations have grown dependent on one another. No one can any longer act entirely in his own interest. It is therefore imperative that we should accept mutual responsibility for al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problems.
In view of this, fewer and fewer people would venture to dismiss the Dalai Lama's philosophy as utopian: on the contrary, one would be increasingly justified in asserting that his gospel of nonviolence is the truly realistic one, with most promise for the future. And this applies not only to Tibet but to each and every conflict. The future hopes of oppressed millions are today linked to the unarmed battalions, for they will win the peace: the justice of their demands, moreover, is now so clear and the normal strength of their struggle so indomitable that they can only temporarily be halted by force of arms.
In awarding the Peace Prize to H.H. the Dalai Lama we affirm our unstinting support for his work for peace, and for the unarmed masses on the march in many lands for liberty, peace and human dignity.
From Nobel Lectures, Peace 1981-1990, Editor-in-Charge Tore Frängsmyr, Editor Irwin Abrams,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Singapore, 1997
The 14th Dalai Lama's Acceptance Speech, on the occasion of the award of the Nobel Peace Prize in Oslo, December 10, 1989
Your Majesty, Members of the Nobel Committee, Brothers and Sisters:
I am very happy to be here with you today to receive the Nobel Prize for Peace. I feel honoured, humbled and deeply moved that you should give this important prize to a simple monk from Tibet. I am no one special. But, I believe the prize is a recognition of the true values of altruism, love, compassion and nonviolence which I try to practis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and the great sages of India and Tibet.
I accept the prize with profound gratitude on behalf of the oppressed everywhere and for all those who struggle for freedom and work for world peace. I accept it as a tribute to the man who founded the modern tradition of nonviolent action for change - Mahatma Gandhi - whose life taught and inspired me. And, of course, I accept it on behalf of the six million Tibetan people, my brave countrymen and women inside Tibet, who have suffered and continue to suffer so much. They confront a calculated and systematic strategy aimed at the destruction of their national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The prize reaffirms our conviction that with truth, courage and determination as our weapons, Tibet will be liberated.
No matter what part of the world we come from, we are all basically the same human beings. We all seek happiness and try to avoid suffering. We have the same basic human needs and concerns. All of us human beings want freedom and the right to determine our own destiny as individuals and as peoples. That is human nature. The great changes that are taking place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from Eastern Europe to Africa, are a clear indication of this.
In China the popular movement for democracy was crushed by brutal force in June this year. But I do not believe the demonstrations were in vain, because the spirit of freedom was rekindled among the Chinese people and China cannot escape the impact of this spirit of freedom sweeping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The brave students and their supporters showed the Chinese leadership and the world the human face of that great nation.
Last week a number of Tibetans were once again sentenced to prison terms of up to nineteen years at a mass show trial, possibly intended to frighten the population before today's event. Their only "crime" was the expression of the widespread desire of Tibetans for the restoration of their beloved country's independence.
The suffering of our people during the past forty years of occupation is well documented. Ours has been a long struggle. We know our cause is just. Because violence can only breed more violence and suffering, our struggle must remain nonviolent and free of hatred. We are trying to end the suffering of our people, not to inflict suffering upon others.
It is with this in mind that I proposed negotiations between Tibet and China on numerous occasions. In 1987, I made specific proposals in a five-point plan for the restoration of peace and human rights in Tibet. This included the conversion of the entire Tibetan plateau into a Zone of Ahimsa, a sanctuary of peace and nonviolence where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can live in peace and harmony.
Last year, I elaborated on that plan in Strasbourg, at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I believe the ideas I expressed on those occasions are both realistic and reasonable, although they have been criticised by some of my people as being too conciliatory. Unfortunately, China's leaders have not responded positively to the suggestions we have made, which included important concessions. If this continues we will be compelled to reconsider our position.
Any relationship between Tibet and China will have to be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respect, trust and mutual benefit. It will also have to be based on the principle which the wise rulers of Tibet and of China laid down in a treaty as early as 823 A.D., carved on the pillar which still stands today in front of the Jo-khang, Tibet's holiest shrine, in Lhasa, that "Tibetans will live happily in the great land of Tibet, and the Chinese will live happily in the great land of China".
As a Buddhist monk, my concern extends to all members of the human family and, indeed, to all sentient beings who suffer. I believe all suffering is caused by ignorance. People inflict pain on others in the selfish pursuit of their happiness or satisfaction. Yet true happiness comes from a sense of inner peace and contentment, which in turn must be achieved through the cultivation of altruism, of love and compassion and elimination of ignorance, selfishness and greed.
The problems we face today, violent conflicts, destruction of nature, poverty, hunger, and so on, are human-created problems which can be resolved through human effort, understand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sense of brotherhood and sisterhood. We need to cultivate a universal responsibility for one another and the planet we share. Although I have found my own Buddhist religion helpful in generating love and compassion, even for those we consider our enemies, I am convinced that everyone can develop a good heart and a sense of universal responsibility with or without religion.
With the ever-growing impact of science on our lives,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have a greater role to play by reminding us of our humanity. There is no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two. Each gives us valuable insights into the other. Both science and the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tell us of the fundamental unity of all things. This understanding is crucial if we are to take positive and decisive action on the pressing global concern with the environment. I believe all religions pursue the same goals, that of cultivating human goodness and bringing happiness to all human beings. Though the means might appear different the ends are the same.
As we enter the final decade of this century I am optimistic that the ancient values that have sustained mankind are today reaffirming themselves to prepare us for a kinder, happier twenty-first century.
I pray for all of us, oppressor and friend, that together we succeed in building a better world through human understanding and love, and that in doing so we may reduce the pain and suffering of all sentient beings.
Thank you.
From Nobel Lectures, Peace 1981-1990, Editor-in-Charge Tore Frängsmyr, Editor Irwin Abrams,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Singapore, 1997
X. Q. Yan (颜学庆),1,5 C. Lin (林晨),1 Z. M. Sheng (盛政明),1,2,3 Z. Y. Guo (郭之虞),1 B. C. Liu (刘必成),1,4 Y. R. Lu (陆元荣),1 J. X. Fang (方家驯),1 and J. E. Chen (陈佳洱)1
(Received 24 October 2007; published 3 April 2008)
A new ion acceleration method, namely, phase-stable acceleration, usingcircularly-polarized laser pulses is proposed. When the initial target density n0 and thickness D satisfy aL~(n0/nc)D/L and D>ls with aL, L, ls, and nc the normalized laser amplitude, the laser wavelength invacuum, the plasma skin depth, and the critical density of the incident laserpulse, respectively, a quasiequilibrium for the electrons is established bythe light pressure and the space charge electrostatic field at the interactingfront of the laser pulse. The ions within the skin depth of the laser pulseare synchronously accelerated and bunched by the electrostatic field, andthereby a high-intensity monoenergetic proton beam can be generated. The protondynamics is investigated analytically and the results are verified by one-and two-dimensional particle-in-cell simulations.
国中杰出的人物。指一国独一无二的人才。 出处《史记・淮阴侯列传》:"诸将易得耳,至如信(指韩信)者,国士无双。"
这里我们要讨论的是麻将中的一种牌型。国士无双是日本人的说法,中国传统说法叫十三幺。国士无双牌型的组成为东,西,南,北,中,发,白,一万,九万,一条,九条,一筒,九筒,,若持有这13张牌, 则听的牌为这13张的任何一张,该牌型除了胡牌状态外,没有任何成双的对子,所以也叫"国士无双"。
国士无双是麻将牌中我最喜欢的牌型,没有之一。虽然同大三元,大四喜等牌型同为88番,但是比起那些还能靠别人的牌型来凑的和法,国士无双除了最后听和的那张牌以外,其他的牌都要靠自摸,而且,都是非常偏的牌,一般就算打错也不会有太大损失。
天和就是庄家起手和的意思,计168番。下家和庄家打出的第一张牌和牌称为地和,计158番。第一圈内其他和法成为人和,计108番。
天和国士无双即是麻将中最高的番数,一直以来对于这副牌非常向往,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副牌出现的概率。
问题描述:
麻将共计136张牌,筒,条,万从一到九每个四张,共计108张,加上东南西北中发白每个四张,计28张。四个人进行游戏,第一个摸牌并出牌的人为庄家,庄家起手摸14张,其他人起手摸13张,由庄家开始按照某种顺序规则依次打抓牌,直至有凑够14张和牌型为止。
问题基本假定:
1 每次每人摸牌概率独立,不受牌的顺序和别人摸牌影响;
2 同一圈中每人摸牌概率相同;
3 游戏其他规则对于摸牌顺序和规则没有影响,即每个人的目的都是为了和国士无双。
问题求解:
算法分析略
天和国士无双概率:2.0865e-019
平和国士无双概率:2.1280e-011
和这种几辈子才能做到的牌,难怪人家说和国士无双会减少寿命。
其实平和国士无双如果计51%以上概率的话,只要玩3.3521e+010局就可以。一辈子如果不吃不喝不睡光干这个也还有戏;天和的话,我的算法是没戏了,几辈子的事情。
印象中最早看到国士无双牌型是在《最游记》第一部23集中,在www.56.com上还能找到,很黄很暴力,小盆友请远离。
听到的原版是这样的,写得时候顺带作了点改动。冲哥看完了八成又该来砍我了。
从前有个魔法师,住在一个美丽的草原上。那里有着美丽的蓝天,美丽的白云,还有美丽的河流。
魔法师养了很多的山羊,他的草场为山羊们提供了她们所需要的一切。作为交换,魔法师需要用山羊的血来换取更高级的魔法,而山羊们并不知道魔法师的最终目的。
过了很久以后,有几个聪明的山羊发现了魔法师的目的。这件事在羊群中造成了恐慌。羊群们惶惶不可终日。
终于有一天,一部分山羊不能忍受这种不公正决定出逃,于是他们离开了美丽的草原和丰富的食物,逃到了黑冷的森林中,过着凄惨的生活。
出逃的一部分山羊终于不能忍受艰苦的环境,担惊受怕而充满了各种天敌,眼看同伴们纷纷成为熊和狼们的食物,她们跑回到魔法师那里:你把我们催眠了吧,我们再也不跑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可以看出,山羊们结局无外三种:担惊受怕地活着,担惊受怕地死去,幸福地活着。这就是关于真实的故事。
对比最近大家普遍关注的那只的山羊,我想应该都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科学真的是在追求真理么?
说起科学的研究方法,无外两种:一种是做大量的实验,从相互类似相互关联的实验数据中找出之间相似的地方和不同点,整理规律;另外一种只能得到少量数据,将这些数据同之前已经研究比较透彻的结果进行类比,找出相同和不同。
显然,这两种方法都没有办法到达所谓的"真理"。对比上面的故事就可以看出来,山羊们无论如何是没有办法拿到魔法师用她们血祭的证据的,得到了"真理"的她们却过着悲惨的生活。
其实多数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对"真理"有着足够的思想准备。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讲,还是"人性"要来的更靠谱一点。
21年前的今天,英国王储查尔斯和戴安娜结婚了。但十年之后,这个以美丽开始的童话却以悲伤结局告终。
童话总是这样告诉人们:相爱的王子与公主从此开始了幸福的生活。
在1981年7月29日这天,英国王储查尔斯和戴安娜结婚了。那一天,伦敦城内所有教堂的钟声在上午9时一起敲响,服饰鲜艳的英国皇家骑兵仪仗队护送着王室的婚礼车队驶向教堂,沿途是上百万因为感受到大英帝国的幸福而欢呼不已的民众,英国广播电视公司用33种语言向世界转播了婚礼的盛况,全球7亿多观众沉浸在这童话般的王子与公主的爱情中。
查尔斯与戴安娜的婚礼被誉为本世纪最隆重的爱情盛事。
然而,仅仅10年后,举世瞩目的爱情已面目全非――尽管查尔斯与戴安娜在婚礼上的誓言是:互爱、忠实、珍惜。
-裂痕在日复一日中不可弥合
身为英国王位继承人,查尔斯系统地接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他爱好历史、哲学、考古学、人类学,考入剑桥大学的时候,历史和法文成绩均为A。大学毕业后,先后进入英国皇家空军学院、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格林威治海军学院深造,取得了喷气式战斗机驾驶员证章,并在驱逐舰、巡洋舰、扫雷艇上服役、任职。查尔斯为继承王位做好了一切准备,但他仍是个"没有正式工作"的王储。于是,除了出访、公益、社会活动之外,查尔斯有了首先符合自己的教养,然后又是最需要体力或耐心的爱好:打猎、钓鱼、打马球、听歌剧、绘画、研读哲学。只要世界上有重要的马球赛事,查尔斯总是想方设法亲赴赛场,哪怕打得伤痕累累,总能获得他热衷于收藏的奖杯。而他钓鱼时,即使是两天没能钓上一条鱼,依然能够乐观地继续守候。查尔斯还是英国皇家歌剧院的资助人,欣赏古典歌剧令他流连忘返。
如果查尔斯仅仅是王储,那么他当然应该迎娶戴安娜,因为她出身名门,年轻漂亮,更重要的是,在与查尔斯相遇以前,她甚至没有交过男朋友,她让乐此不疲地搜罗王室秘闻的英国媒体找不到任何污点。戴安娜成为了英国王妃,但最终却无法成为查尔斯所需要的女人。没能读完中学的戴安娜喜欢时尚杂志和通俗小说,喜欢逛街购物和流行音乐,喜欢被查尔斯称为"可怕的表演"的跳舞。当戴安娜成为王妃后,她可以学会王妃所需要的礼仪、着装、言谈;但作为要与查尔斯日日相伴的女人,戴安娜无法具有与查尔斯相同的兴趣和爱好,她几乎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去了解和体贴一个与她迥异的男人,因为她和查尔斯结婚的时候只有19岁,在这之前她的全部经历仅仅是学业平平的学生、一家贵族幼儿园的保育员。
查尔斯在与戴安娜结婚的那天对全世界说,他要长久地记住这美好的时刻。然而一天的记忆弥合不了现实生活中日复一日的裂痕。更何况英国王室的情事从来都是最值钱的新闻,而任何情事中的裂痕一旦成为众目睽睽下的"猎物",结局只能是不可修复。
-他们尊重各自的生命渴望,却伤害了彼此
相对于查尔斯和戴安娜在婚礼上的誓言,他们惟一能够葆有的只有忠实了――即使贵为一国之王储和王妃,他们仍无法漠视自己的生命理想。
1994年,查尔斯被立为英国王储25周年,在电视采访中,当着1270万观众,他承认自己与另一个女人拥有25年之久的感情。25年间,这份感情断断续续,但终令彼此难以割舍。面对查尔斯的公开表白,全世界都无法理解,因为全世界只看到了那个女人不及戴安娜的年龄和容貌,全世界都认为查尔斯最应该在乎的是他的王储地位。可是,查尔斯在25年间一直感受着那个女人温存的关心,她和他一样爱好骑马和打猎,她也喜欢阅读历史书籍,她那被蒙巴顿勋爵誉为"超群的智力"令她能与查尔斯热情而幽默地畅谈他感兴趣的一切。查尔斯不想放弃他所渴望的感情,虽然受过最严格的礼仪教育,他也不想过表演式的生活。1996年,查尔斯与戴安娜离婚了。
当初戴安娜嫁入王室,所有的人都羡慕不已,只有一个女人反对,她就是戴安娜的生母。母亲极力反对戴安娜成为全英国的公众人物,她的道理是,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能够经受得住千万双眼睛成年累月明目张胆地打量。然而,任何一个19岁的普通女子都难以拒绝一夜之间贵为王妃,更何况戴安娜在成为保育员之前甚至没有一份固定的工作。戴安娜爱查尔斯,只是无法令查尔斯对她的感情持久弥坚。查尔斯的日渐疏远令戴安娜饱尝孤寂之苦,她还那么年轻,陌生的王室生活和刻板的社交礼仪令她更加需要呵护和关爱,在这种情形下她遇到了皇家骑兵队的休伊特。戴安娜向休伊特倾诉自己的苦恼,感受着休伊特给予她的激情和赞誉,这是一个女人在爱情生活中格外需要的。1991年,休伊特被派往海湾,戴安娜的情书一封接一封地跟随着休伊特发往海湾:"我极度痛苦地等待着你的消息……快快安全地回来……我多么盼望能为你生一个孩子……"戴安娜珍重自己与所有普通女人一样的渴望,但毕竟全英国只有她这一个王妃,于是,有一天,她的爱情被休伊特无情地出卖给公众,价格仅为300万英镑――人也许会错爱,但爱没有错。当休伊特的《爱河中的王妃》出版后,整个英国都等着戴安娜的回答。1995年11月20日,戴安娜接受了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面对全世界两亿观众,王妃第一次说出了她在华丽生活的外表下的不幸。戴安娜曾对女友说,除非找到真正的爱情我才结婚,因为我永远不愿离婚。可命运是她必须离婚。
-与婚礼同样隆重的是葬礼
1997年8月30日,戴安娜在法国巴黎遭遇车祸身亡。导致车祸的原因是媒体对英国王妃的新恋情穷追不舍。9月6日,英国为戴安娜举行了葬礼,英国广播公司用44种语言向世界转播了葬礼的实况,全球25亿人看到了本世纪最令人伤感的一幅画面,看到了那个使戴安娜的人生发生了非常故事的查尔斯在葬礼上悲伤的面容。此时此刻,是否有人想起过16年前查尔斯与戴安娜那同样举世瞩目的婚礼?――岁月不是童话,经历才是人生。
冲哥说我如果把这两个故事写在blog上会被!・#¥%……,所以我想试试。听过的同学就不要发言了,没听过的同学可以来问我这是讲的啥。
故事1
很久以前有个身份高贵的小王子,有一天去到乡下结识了一个农家女孩。王子非常喜欢那个女孩,之后经常会来和那个女孩玩。随着王子一天天长大,他非常希望那个农家女孩可以作他的妻子。可惜由于身份相差过于悬殊,加之家族内部的压力,王子只得和一位同样身份高贵的王室公主结婚。
后来,他们有了两个可爱的小王子。
后来,王子发现其实他的心里还是喜欢那个农家女孩。
后来,王子不顾家族和社会的反对,和公主离了婚,娶了那个农家女孩,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故事2
很久以前有个魔法师,住在一个美丽的草原上。那里有着美丽的蓝天,美丽的白云,还有美丽的河流。
魔法师有一只美丽的小山羊,对她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爱,彼此都觉得很幸福。
突然有一天,小山羊不知道从哪里听说,魔法师养她是为了以后将她的血献给恶魔以获得更高深的魔法。她很害怕,于是在某天逃出了草原,逃进了森林。
可是到了森林里她却发现,那里没有美丽的蓝天白云,有的只是阴暗湿冷的泥巴和蛆虫,还有很多的狼和狗熊。她很绝望。
后来……(故事没有完,欢迎大家来续)
本来这篇应该是在放假前贴出来的,放假回来也没时间补。新年在家的时候还想入非非地为这个体系构建的一套咚咚,回来后读怀特海的书,发现人家已经用过了……怀特海的体系被评价为可能成为长时间霸占价值体系主流的"机械自然观"的替代品,也正是我重点思考的内容。不过虽然怀特海的体系消除了事物与价值之间的严格区分,却引入了关系性质的正负性,直觉告诉我在这一点上还有需要完善的地方才能应用于现实领域。
虽然心有不甘,不过怀特海也是我的精神偶像之一。另外,南大人这个哲学男居然没有怀特海的著作,这是很令人振奋的事情。因为怀特海的书我也才刚刚看了个皮毛,所以下面的部分还是用我自己的话来阐述。
―――――――――――据说我是分隔线―――――――――――
这里我使用拉卡托斯 的哲学和逻辑体系来表述:拉卡托斯认为科学中的基本单位和评价对象不应是一个个孤立的理论,而应是在一个时期中由一系列理论有机构成的研究纲领。研究纲领以下列几个相互联系的部分 组成:①由最基本的理论构成的"硬核"。它不容经验反驳,如果遭到反驳,整个研究纲领就遭到反驳,放弃"硬核"就意味放弃了整个研究纲领。②围绕在硬核周 围的许多辅助性假设构成了"保护带",对保护带的调整、修改可消除研究纲领与经验事实的不一致。③不准放弃或修改研究纲领的硬核的原则──反面启发法。④ 丰富、完善和发展研究纲领的原则──正面启发法。
拉卡托斯的这个体系包容了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的主要内容,并且通过考察研究纲领的进步性与否来界定科学与非科学,亦符合实用主义的价值体系,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易学易用。
内核:客观唯心论(还原论)和时间不可逆(进化论)。
保护带:平等交换原则。
启发法:一切"关系性"的存在物。
解释一下关系性的存在物:一切事物由他们自身和其他事物的相互作用构成,亦即没有相互作用的事物不能成为事物。另外,在这个体系里面,相互作用为事物的第一属性,而事物的实体存在性为第二属性。(物理层面的表述大概是场是物质的第一属性,静止质量是第二属性)
将这种模型对应到几何学上面,即可衍生出相应的关系形式,也就是所要介绍的三类问题:
0级问题:0维个体,空间点。这里表述为存在的独立事物的实体及其场。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讲主要强调的是实体性,因为没有相互作用场的存在没有意义。
1级问题:1维线。事物个体同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所构成的简单关系,表述为场的交叠。
2级问题:2维平面。事物个体同其他独立的关系的相互作用,由点到线构成面。
3级问题:3维空间体。事物个体同整体的相互作用。
4级问题:超越了空间性的个体获得了时间性的属性,大概属于获得了永生的类型。
这种表述方式既复杂又混乱,语文不好请多见谅。现实生活中实际上绝大多数的问题都是1-3,而0和4在形式上却看上去非常相似。具体细节原因将在(下)里面举例来解释。不过看来需要等到我把怀特海的《过程与实在》看完。